【院士风采】汤钊猷院士：百年卫生 红色传承 | 首创中国特色癌症医学

人物简介

汤钊猷（1930—　），1954年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系本科毕业，留任附属中山医院外科。1969年由血管外科改行领导中山医院肝癌研究达50年。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山医院终身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外科协会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理事、原国家教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因肝癌早诊早治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因肝癌转移模型系统的建立与应用获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还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吴阶平医学奖和陈嘉庚科学奖。两次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组办7次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并任主席。出版多部关于控癌思想和创中国新医学的科普书。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1987年获邓小平同志接见，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做一名合格的医生

1949年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汤钊猷，深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成立，才使他圆了做医生的人生梦。于是暗下决心“努力工作，报效国家”。

从做实习医生开始，他便借高班同学的书一本一本地看，把临床实习所见做成卡片。那时他白天连续参加手术，晚上问病史、写病史直到深夜。他所写的病史，被医院认为是模范病史。后来搞血管外科研究的档案，也被认为是医院最好的科研档案。周日查房后便到上海医学会图书馆看杂志，直至闭馆。为了使医学知识更为全面，他用了6年时间，写成30万字的科普读物《发展中的现代医学》。可惜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搁置了15年而未能出版。

1968年，他服从党的需要，由血管外科改行从事癌症临床。那时肝癌临床的情景可用6个字来概括——走进来，抬出去。短则几天、几周，长则几个月患者便死亡。他晚上便到图书馆看文献直至闭馆，但一无所获。他终于悟到患者预后差主要是发现太晚，他们看到不少患者来自江苏启东，于是去调研。那时刚好外国学者发现验血中甲胎蛋白可诊断肝癌，然而国外的研究却否定了甲胎蛋白的早期诊断价值。

汤钊猷和他的团队通过多年手术验证，解决了单纯用验血中甲胎蛋白诊断早期无症状小肝癌的难题；又通过多年手术探索，证明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既可切除小肝癌又不冒很大的手术风险；再通过几年随访，证实小肝癌切除后无症状复发的再切除可进一步提高疗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山医院，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只有2.8%，而1998—2009年的5年生存率提高到44.0%，这个提高主要是由于小肝癌切除的比例由0.9%增加到50.9%的缘故。1971年，美国最大的癌症中心一位学者报道，全球1905—1970年只收集到45位生存5年的肝癌患者，而肝癌所随访至2012年便有2 613位肝癌患者生存5年。小肝癌研究导致疗效的大幅提高，肝癌也从“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他们为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直至今天，美国和意大利的大系列肝癌统计都一致认为，肝癌预后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早诊早治。

然而，临床上每天遇到的仍然是大量无法切除的大肝癌。汤钊猷想，之所以不能切除是因为“大”，从哲学角度，小可变大，大也可变小。由于从国外引进了裸鼠，他在国内最早建成裸鼠人肝癌模型，从而可用裸鼠模型研究综合治疗，终于发现“1+1+1>3”，找到了使大肝癌缩小的办法，解决了“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的问题，使这些无治愈希望的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出现了零的突破。他们为此又获得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不断提高疗效”是汤钊猷的终生奋斗目标。尽管肝癌看来已经完全切除，但很多患者不久又出现肿瘤复发而死亡。为了进一步解决肝癌根治性治疗后癌复发转移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又将整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改为研究癌转移的世界难题。于是一切又得从头做起。他们又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建成了世界上至今尚无的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汤钊猷的小组用这个模型系统筛选了多种抗转移制剂，其中干扰素已证明在临床上对预防转移有一定作用。汤钊猷等因此获得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特色医学之梦

能以第一作者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然而从医半个多世纪的他，看到医疗费与日俱增，而临床上仍存在大量问题，他在想，既然已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那么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呢？自2011年起，汤钊猷便在多个会议上做《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的报告，认为这是在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历史使命。而中国特色需要有“中国元素”，他以为中国元素的核心是：符合国情和中国思维。国情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为此在研究高精尖新的同时，要发展多快好省能惠及全民的办法；此外，中国思维也需要发掘我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2011年1月10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汤钊猷题为“融汇东西方思维精髓，走中国特色创新之路”的文章。耄耋之年的他，先后出版了《医学“软件”》《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等控癌三部曲，《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等高级科普书。

他还带领博士生探索与癌症斗争的新路。因为他观察到一些手术后的患者通过坚持游泳或买菜（走路），竟长期生存而没有出现复发。这种简便易行的举措，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不久，他的一位博士生通过实验研究证明，适度游泳可延长患有肝癌裸鼠的寿命，其机理是游泳使一种神经递质多巴胺增高，多巴胺除有直接抑制肿瘤作用外，还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他深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作为医生的高水平目标，他坚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严谨进取，走向世界

汤钊猷的座右铭是“严谨进取，放眼世界”。他说“严谨”得益于我国普外科的奠基人沈克非，因为他的第一篇论文是请沈克非修改的，结果通篇红字，几乎没有一句是完全对的，但这却使汤钊猷终身受益。“进取”包含创新，得益于外科前辈崔之义，他首创用真丝人造血管。“严谨进取”成为他不断前进的基础。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放眼世界”变成了“走向世界”。1978年汤钊猷出席在阿根廷召开的国际癌症大会，其中肝癌会议只请了国际著名的6位专家做报告，其中并没有中国。汤钊猷的小肝癌研究，硬是想办法“挤进去”做了发言，结果惊动了整个会场，台上报告的专家竟主动邀请汤钊猷吃饭。两年后，汤钊猷已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肝病会议的主席团成员。没有留过洋的汤钊猷成了国际最知名的肝癌研究学者之一。他曾90余次应邀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做特邀演讲；成为在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Hans Popper）主编的《肝脏病进展》撰写文章的我国首位学者；汉斯·珀波还为汤钊猷主编的英文版《亚临床肝癌》写前言，称“亚临床肝癌的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汤钊猷主办的7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成为亚太区最有代表性的肝病会议；他曾代表我国当选为国际抗癌联盟理事；当选为美国外科协会名誉会员、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全球累计共19人）；连续三版为国际抗癌联盟主编的《临床肿瘤学手册》撰写肝癌章，等等。

肝移植创始人Thomas Starzl在肝癌所40周年所庆时给汤钊猷来信说：“我一直想知道在40年间您是如何在癌症研究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您所站的高地，就是医学领域的奥林匹斯山。在这座山下有很多人，他们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都是您给予的。在美国外科协会的外籍名誉会员中，没有任何一位可以比您更值得获此荣誉。您的工作在流逝的时光中刻下印记，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逆向思维，实践检验

“发展是硬道理”，对医生而言，“不断提高疗效是硬道理”。回顾从医的一生，汤钊猷表示，自己早年重视硬实力建设，如饥似渴学习外科理论和技术；到了六七十岁，越发感到软实力建设不可或缺，它与硬实力相辅相成。对于软实力，汤钊猷强调“逆向思维”和“实践检验”这两条。

他以为“逆向思维”不是否定一切，而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正面和负面。肝癌早诊早治的成功，逆向思维起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怀疑过去认为“肝癌是急转直下的绝症”，就不会另找出路。他们的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也是逆向思维的结果，因为1889年Paget对癌转移提出“种子与土壤学说”以来，人们只强调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生长，而忽略了不同的土壤也能影响种子的性能。汤钊猷和他的小组，正是通过改变土壤，才培育出不同性能的转移模型。

汤钊猷晚年还领导一个小组研究各种消灭肿瘤疗法的负面问题，研究发现所有消灭肿瘤疗法，都可促进未被消灭的残余肿瘤的转移。他说，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不是“拆台”，而是“补台”，不是去否定这些疗法，而是寻找这些疗法的负面问题，并加以干预，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疗效。于是他出版了《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

要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还需要“实践检验”，他的一生十分重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您说甲胎蛋白阳性就可能是肝癌，这就需要用手术（实践）去验证；您说小肝癌局部切除可以代替肝叶切除，就需要通过多年的随访去验证。汤钊猷的小组也通过实践证明最新的分子靶向治疗也非完美无缺，它同样可促进未被杀灭肿瘤的转移。

医教研普，全面兼顾

也许大家以为汤钊猷只会开刀，这也不假，他一生参加过不少“大刀”，最长的达24小时。然而在教书育人方面，他也不落后于人，他培养的博士生中，已有4人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在临床博士导师中名列前茅。科研方面，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医学前10位中，汤钊猷位居第二。他还是科普积极分子，就他所从事的研究，写了近百篇科普文章和多本科普书，如《肝癌漫话》已收录在中国科普佳作精选中。他以为，科普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医学科学工作者兼搞科普责无旁贷。

身心动静，享受人生

2013年，有人看到刚出版的《汤钊猷三代影选》，翻开第一页就有一句话：“人的一生，既要奉献，又要享受。从奉献中享受，我一生最大的享受就是看到治好的患者；从生活中享受，天伦之乐便是其一。”

他父亲早年留美学经济，但生不逢时，一生只做了教员。母亲早年是妇儿科医生，后来便忙于养儿育女，老人早已过世。汤钊猷的小家只有5口人，妻子是大学同窗，内科医生，参加过西医学习中医，是名副其实的中西医结合医生，曾传奇性治好一些疑难杂症，事业心很强，所以只要了一个小孩。儿子认为医生没有家庭生活，所以不读医，从事电脑软件工作，定居美国30年，也只要了一个小孩，孙子同样做电脑工作。但是汤钊猷还是找出时间推动家庭的聚会，从他出版的《汤钊猷摄影小品》《汤钊猷摄影随想》《汤钊猷三代影选》等5本影集，就可看到这个小家庭曾经相聚在西藏的布达拉宫和新疆的天山。

耄耋之年，他仍每天到办公室，还带博士生。他所有演讲的幻灯片都是亲自动手制作。他以为“保持身心的动与静”是保持健康的关键。80岁后平均1～2年出版一本书，这是动脑；隔天游泳400米，这是动身体；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这是静，但他以为心胸坦然更为重要。

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自己事业的成功

抗日战争年代在澳门，少年时期的汤钊猷每天上学都会看到不少饿死的人，那时连葡萄牙的小孩也敢欺负中国的大人。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马路上只见“酱”和“当”（典当）两个大字，这使他越发意识到，要改变“民不聊生”“落后挨打”的局面，就要“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1960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使汤钊猷的人生道路从此有了正确的方向。对于汤钊猷来说，虽然一生取得不少成就，然而归根结底，没有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他就无法圆自己的医生梦；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崛起，他所领导的肝癌研究就难以发展，他的团队已从最早的“七八条枪”发展到今天的百人团队；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强起来，他也难以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供稿：复旦大学新闻中心　孙国根）

本文摘自《百年卫生 红色传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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